由白玉杯所想到的

作者 白全忠

国色天香，牡丹盛放。又一个洛阳牡丹花节，我怀揣“一路繁华向洛阳”的念想，特意来到洛阳博物馆参观。馆内从夏商青铜到隋唐三彩数千件文物，琳琅满目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可就在珍宝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我的目光被一只小小的白玉杯牢牢牵住。它静静地立在玻璃展柜中，通体光素，温润如月。那一刻，我几乎听不见导游的解说，也看不见周围的游客，所有的注意力都被这只杯子吸引。我独对它一见钟情，不仅是因为它壁洁无瑕、晶莹剔透，更是因为这只小小的玉杯身上，承载着曹魏时期那段厚重的历史与无尽的沧桑。

走出馆门时，大约正是下午三点光景，春日的斜阳从西边照来，在广场的石阶上拉出一道道温暖的光影。我回头望了望博物馆的轮廓，心中依然想着那只白玉杯。

它实在太小了。通高不过十一点七厘米，口径五点二厘米，底径四厘米，放在掌心，大小不过我们今日所用的一个小酒杯而已。杯身呈直口圆筒状，底部是圆盘状的矮足，通体光素无纹，没有繁复的雕刻，没有华美的镶嵌。口沿圆润，筒身流畅，底部转角处转折分明，每一处都打磨得极其精细。玉质洁白温润，宛如凝固的月光，又似深冬的初雪，莹润细腻中透着一种安静的自信。放在岁月痕迹浓重的文物群中，它毫不张扬，却显得卓尔不群。有位学者摸样的老者告诉我，这是新疆和田白玉，三国时期西域通道已然阻隔，此玉穿越千里险途，方抵中原，何其不易。

这只白玉杯的故事，要从一九五六年说起。那年七月，苏联援建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在涧西区动工，基建施工中，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墓被发现了。考古专家闻讯赶来，墓道、前甬道、前堂、耳室、后甬道、后室逐一揭开。墓中随葬品已然散乱，显然此前早已被盗。然而幸运之神终究眷顾了这只白玉杯。它在墓室前室的角落里，毫不起眼，因此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“洗劫”。当考古人员拂去泥土，用水清洗后，一件通体光亮、毫无残缺的白玉杯便赫然呈现于众人眼前。

      比白玉杯更让考古人员惊喜的，是墓中出土的一套铁帷帐构，其中一件上赫然刻着“正始八年八月”六个字的铭文。“正始”是三国魏王曹芳的年号，正始八年，对应公元二百四十七年。正是这行铭文，为这座古墓贴上了确切的身份标签，它是洛阳地区迄今所见唯一一座有明确纪年的曹魏时期墓葬，弥足珍贵。

我盯着这只白玉杯良久，一个疑问浮上心头：汉代盛行厚葬，“金缕玉衣”动辄数千玉片，连皇帝的殓服都极尽奢华，为什么曹魏贵族的墓中，陪葬品却如此素朴？那位前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低声道：“你注意到它的简洁了吗？没有纹饰，不加雕琢，这恰恰是它最了不起的地方。曹操改革汉朝厚葬礼制，推行薄葬，是有大道理的。”前辈的话提醒了我。是的，曹操是帝王中“禁厚葬”的第一人，建安十年便下令禁止厚葬、禁止立碑，临死遗令“敛以时服，无藏金玉珍宝”。他深知，经过汉末连年战乱，社会经济凋敝，统治集团已无力以巨资经营丧葬之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看透了人性：没有不变的王朝，没有不被盗掘的陵墓，墓中财宝越多，越容易招来盗贼。薄葬，既是经济所迫，更是清醒的远见。曹丕继承了父亲的薄葬主张，曹魏短短数十年间，厚葬之风为之一变，东汉皇帝所享用的“金缕玉衣”从中原大地上彻底消失。这只不加雕饰的白玉杯，便是那一场移风易俗最沉默却最有力的证言。

      那位老者说，或许这件白玉杯并非为陪葬而做的铭器，而是墓主人生前实际使用或把玩的器物。我不禁想象，一千七百多年前，它曾多少次出现在宴饮雅集的场景中。主人用它盛过美酒，或许是与友人对酌于竹林之间，推杯换盏，纵论玄学；或许是独自把盏，对月独酌，感慨人生苦短，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”。曹操借酒浇愁；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，那份苍凉与豪迈，似乎都曾在这只小小的白玉杯中荡漾。曹魏时期门阀林立，官场黑暗，寒门士子报国无门，便只能寄情于诗酒，纵谈玄理。这只白玉杯盛过的数千次美酒，或许都曾化作主人的千般愁绪、万般思量。朴素无华的背后，是一种深沉的无可奈何；简净如初的表象下，隐藏着一个时代的悲凉与苍茫。

但这份悲凉从不是消沉，这份苍茫也绝非虚无。历经千年岁月淘洗，它们早已沉淀为洗尽铅华的笃定，是看透世事浮沉，依然坚守本心的淡然。也正因这份纯粹与坚守，这只无纹无饰的白玉杯，才能穿越千年风霜，依旧莹润生辉，不曾因时光侵蚀而减损半分光彩。

我忽然想到，我们检察人的工作，不也正是如此吗？不追求浮华的言辞，不迷恋表面的光芒，而是以最朴素的坚守，守护着这份历经千年才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明遗产。白玉杯无言，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革；而我们，愿做法治时代里那只素朴的白玉杯，干干净净，守住本心。